实际上,一般的读者恐怕不甚了解,中医之争绝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早在约75年前,中医就掀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风波,这就是1929年的废除中医案事件。

一、关于中医基础理论的论争

近年来,
关于中医的生存和发展、中医科学化、中西医结合关注和讨论都很多,而且这种讨论不限于医学界内部,而是与现代与传统、科学与非科学等话题纠缠在一起。本报今年7月4日曾就这个话题做过报道。实际上,一般的读者恐怕不甚了解,中医之争绝不是一个新的话题,早在约75年前,中医就掀起过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风波,这就是1929年的废除中医案事件。近日,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左玉河先生对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历史意义进行了全面的考证,本报特约请左先生撰成此文,以供关心中医问题的读者参考。

近代中国医学史的核心问题是中西医的比较与抉择。西方医学的大规模传入,造成了国内中医、西医两种异质医学体系并存的局面。因而,通过比较并作出抉择便成为中国医学界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医学界人土提出了多种观点,表现出多种态度。中西医之间出现正面的论争,是民国建立以后的事情。1916年余岩刊布《灵素商兑》,率先向中医基础理论宣战。论争涉及阴阳、五行、运气等内容。其后20年间,中西医日趋对立,论争日益激烈,卷入者也越来越多。1922年恽铁樵著《群经见智录》,正面回应余岩的挑战。其间中西医界都发表了各自的看法,中医界以陆渊雷、吴汉仙、陆士谔等人的言论较有代表性,而西医界人士多是应和余氏的主张。1988年,杨则民著《内经之哲学的检讨》,从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研究《内经》,同时也是批驳余氏废止中医观点的力作。

晚清时期,西方医学大规模输入中国。以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临床诊断学为特征的西方医学,显然是以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寸关尺为理论基础的中国医学无法抗衡的。西方医学作为新学重要科目纳入新式教育体制后,西医教育、西医理论及西医从业人数均呈迅速发展之势。到20年代初,西医队伍基本形成,西医势力迅速扩大,逐渐成为足以与中医相抗衡的力量。原本统一的医界,遂分为中医与西医两大疆界。

恽铁樵与《群经见智录》

中西医学毕竟属于两种异质医学体系,并存局面必然导致两者间的对峙与冲突。在五四新旧思潮激烈冲突中,知识界批评中医愚昧落后之声日渐高涨,西医界也公开与中医界决裂,医药界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对峙阵营。1916年,余岩撰写《灵学商兑》,率先对中医基础理论进行系统批评;1920年,余氏发表《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得到了杜亚泉、恽铁樵的回应,引发了1920年初关于中医理论之争。但无论是1920年的余杜之争,还是1922年之余恽之争,均局限于学理上的探讨,并没有扩散到学界之外。

余云岫早年留学日本,受明治维新时废止日本汉医思潮影响,于1916年发表《灵素商兑》,否定《内经》,诋毁中医理论。恽铁樵于1922年著《群经见智录》,次年著《伤寒论研究》,是中医界第一个挺身而出应余云岫挑战者。《群经见智录》是恽氏学术思想的奠基之作,他在该书中提出的关于《内经》基本理论的创见,对构成中医学基础的阴阳五行,六气等作出较令人信服的解释,具有较高的水平。

1925年中医界谋求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却因受西医界抵制而流产。此事导致中西医界关系迅速恶化,两大阵营间水火之势渐成。西医界称中医为旧医,称自己是新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是新旧之争,先进与落后之争;而中医界称自己为国医,称西医为西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中西之争。中医界对西医的攻击难以冷静与客观,而西医界之激进人士对中医界之批评更近乎苛刻。双方讥讽之言与谩骂之词日趋激烈。故1925年以后,中西医界的争论,逐渐由学理讨论泛化为意识形态争论。在西医界看来,中医不管是其理论还是其实践,均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而是科学的对立面。中医被等同于迷信与巫术,行医者是依神道而敛财之辈。中医成了阻碍进步、阻碍改革的罪魁祸首。而中医界对于西医界的反击之声也不绝于耳。双方难以忍受指责,难以再平等、公正、冷静地研讨学理。在中医界看来,中医理论上尽管有缺失,但却有治疗的实效,并非如西医指责的那样落后迷信。而在西医界看来,中医已经固步自封、不可救药,必须加以废止。在科学主义高扬的思想背景下,难以为近代科学所证明的中医,同样难以在科学上找到依据,因而也就不具备合法性。学理上不具有科学性,自然在现实中就缺乏生存合法性。于是乎废止中医,便成为合乎逻辑、合乎时代潮流之事。

恽氏提出,《易》和《内经》都依四时立论。在此基础上,恽氏指出,“五行为四时之代名词”,“《内经》言五行配以五藏,其来源本于天之四时”。因而提出中医学的五脏乃“四时之五脏”的命题,揭示了中医基础理论的奥秘所在。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围绕着废止中医问题,余岩、褚民谊等人先后提出了四项相关议案。其所列废止中医之具体办法,将目标锁定在根除中医之生存基础上:尽管不立即禁绝中医,但通过中医登记,听任年老中医其老死,不准办学而使中医界后继无人,以达到中医自然消亡之目的。这种釜底抽薪之策,真可谓老辣而阴狠。

杨则民与《内经之哲学的检讨》

考虑到余岩提案过于激进,中央卫生会议最后通过之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其实施办法则显得和缓许多。该议案规定了废止中医之三条原则: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十九年为止;乙:禁止旧医学校;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医之宣传品及登报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这便是著名的废止中医案。

杨则民(1893—1948),字潜庵,“乃承恽氏之余绪”,而另辟途径,主张吾人欲讨论《内经》之真价,宜以哲学的眼光衡量之,不当以自然科学之见解批评之。”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然则《内经》之思想方法果何如乎?吾敢毅然断之曰:辩证法也。”

尽管如此,议案一旦实施,中医之废止便仅仅是时间问题了。也正因如此,中央卫生会议所通过的议案及余岩之提案公布后,立即遭到了以陈存仁、张赞臣为代表的上海中医界的强烈反抗,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

其它中医名家与余氏的论争

中医界之抗议举动,得到了上海各大报馆的同情。从3月初开始,中医界开始在上海《新闻报》、《申报》上发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大会之通告、通电。这些报社也陆续发表社评,给予舆论支持。上海其他社会团体也予以支持和声援,尤其是商联会及国货会之通电,对卫生部及中央卫生会议猛烈抨击,促其收回成命。

如陆渊雷于1928年发表“改造中医之商榷’等文,参与论争。吴汉仙、陆士谔均与余云岫展开针锋相对的论争二、关于阴阳、五行、运气存废的论争1900年前后学术界已出现否定五行说的思潮,在当时学术界影响较大的学者如严复、梁启超都有这方面言论。梁启超1923年5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其文开篇便说:“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今当辞而辟之”。1926年,章氏太炎在《医界春秋》上发表“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从而掀起一次讨论五行存废的高潮。章氏主张废弃五行说,由于他与中医界保持相当密切关系,在中医界影响较大。民国建元到抗战爆发之间的20余年间,关于五行、阴阳及运气说的存废之争不断。江苏的袁桂生,1915年将“废五行说”作为一项提案交神州医药总会讨论。他主张废去五行但不主张废阴阳。陆渊雷、叶古红、秦伯未等医学家,以及新加坡的黎北海先生等都曾对此问题发表不同的见解。由此可见,近代关于阴阳、五行、运气存废的论争,是与当代的时代潮流相关的。

上海中医界之抗议、抗争举动,引起了社会各界之关注。废止中医问题,已经不是简单的学理讨论,而成为一种令人关注的社会问题;也不仅仅是医界内部之争论,而是社会上议论之话题。天津、杭州、苏州、南京等地中医界纷纷发表通电,支持上海中医界抗争举动,派人参加全国医药团体大会,并致电国民政府卫生部,请求取消决议案。

维护中医药的抗争运动

中医界反抗废止中医案,一开始便不与西医就中医优劣问题作学理上的讨论,而是逐条批驳余岩等人废止中医之理由,并将中医存废置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进行论辩。3月11日,上海医界春秋社等8团体发表通电,指责余岩利用卫生部和中央会议等行政手段,打压中医界,将其废止中医上升到摧残国粹学术的高度。他们一再申明,中医自有中医诊断之法,勘定病别之类,并非巫祝谶纬之道。针对余岩在提案中指责中医反动之语,中医界声称中医完全合乎三民主义,是极端之极端的民生主义,是极端之民族主义。这种驳难,显然已非学理争论,而是意识形态化之政治攻击,是将中医存废问题提升到是否拥护三民主义的政治层面,争取政治上之优势。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中医界反而指责西医界废止中医乃违背三民主义之举,并喊出了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国主义等政治性口号。

中西医之间由论争发展到激烈对抗,主要是在民国时期,民国元年(1912年)学制改新,北洋政府屏中医于学制之外,由此引发了中医界首次的抗争请愿活动。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废止中医论者得到当局的支持,废止中医活动愈演愈烈。1928年全日教育会议上,汪企张首次提出废止中医案,未获通过。翌年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由余云岫提出的废止中医案获得通过,成为民国时期大规模中医抗争运动的导火线。其后为设立中央国医馆,颁布《中医条例》都引起中西医双方激烈的斗争,直至抗战爆发才告一段落。

与废止中医关系密切的还有药界的饭碗问题。故中药界与中医界始终统一行动、团结合作。同时,废止中医药,涉及到了全国各地数百万中医药从业人员的生计问题。中药材之销售额,每年数以亿元计,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医若废,全国中医药从业人员包括中医师、药商、药工、药农便失去生计,政府也失去大笔利税收入。同时,由于国产西药无法满足需要,只能大量依赖进口,增加贸易逆差,给中国经济带来沉重负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医界明确打出了这样的旗帜: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公开宣告提倡中医中药之目的是:促进健康,强种强国,维护民权;职业自由,扫除障碍,张吾民权;发挥天产,推销中药,富裕民生。

一、北洋政论时期争取中医教育

中医界对废止中医案所进行之规模宏大的抗争,同样刺激了上海的西医界的反感。西医界激烈主张废止中医之代表人物余岩、汪企张、胡定安等,纷纷在各大报刊上发表废止中医之言论,回应中医界的批评。中西医界围绕中医存废问题展开之论争,互相攻讦讥讽,互相指责警训,充满了火药味,并上升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层面。

合法化的请愿1918年7月,北洋政府举行教育会谈,参照日本学制,制订了《王子癸丑学制》。1912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医学专门学校规程》。1913年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了《大学规程》医学、药学两门,完全没有中医药学方面的规定,这就是民元的所谓教育系统“漏列”中医事件。

3月17日,上海中医界发起的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如期举行。大会宣言对西医界操纵中央卫生委员会,藉其参政之势力摧残中医的做法进行了猛烈抨击,强调中医之真价值,决不在西医之下,并明确了此次抗争之具体目标:消极的据理请愿政府,迅撤消原案并惩戒提案人余岩;积极地努力书报刊物,广设医校医院以及一切求学术之改良进步,为民众之健康皆有具体计划,非孜孜为个人之生活计也。由此目标协力进行,不达目的誓不中止。为了将抗争进行到底,大会推选谢利恒、随翰英、蒋文芳、陈存仁、张梅庵组成赴京请愿团,张赞臣、岑志良为随行秘书,分别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卫生部、教育部等单位请愿,要求撤销废止中医提案。当天晚上,请愿团在各地来沪代表的欢送下登车赴京。

首次请愿活动,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法规后,引起了中医界的警觉,有识之士纷纷谴责。首先提出抗议的是上海神州医药总合会长余伯陶(德埙)等人,该会还联合了其它省市的中医药同业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至1813年10月已有19个省市的医学团体响应此举,并派代表参加。当时推举的代表晋京请愿。

至此,全国中医界为保存中医而进行的生存抗争,已经成为国民政府需要注意及应对的政治问题了。

二、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医抗争运动

由于废止中医案是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主持召开的中央卫生会议讨论通过的,故中医界奋起抗争后,除了将矛头直接对准西医界并发生激烈论争外,自然也将抗议矛头指向了卫生部。面对全国中医界发起的强大舆论压力,卫生当局采取了息人宁事之法,以便平息纷争。

1929年2月23—26日,南京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由卫生部副部长刘瑞恒主持。会上讨论了有关废止中医药的提案共四项,分别是:

3月20日,中医请愿团从上海赴南京。21日到达南京后,请愿团向国民党三全大会、中央党部、行政院等处请愿。当时,国民政府内部对中医存废问题意见并不统一。以汪精卫、褚民谊为代表之部分政要主张废止中医,而以谭延闓、于右任、林森、陈果夫、焦易堂等国民党政要,则主张保存中医,并对褚民谊之举非常反感。而卫生部长薛笃弼,则作为冯玉祥的心腹,本身对中医存废并无定见。故中医请愿代表采取了相应策略:争取得到主张保存中医之国民党元老的支持,将工作重心放在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和中央党部方面,而对卫生部则暂不理会。这一招果然奏效。谭延闓、张静江、李石曾、于右任、林森、戴季陶、陈果夫等国民党要员,均对中医有好感,对属于汪精卫一派的褚民谊倡议废止中医举动颇为反感。

1、中字第十四提案:《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2、生字第二十二号提案:《统一医士登录方法》。3、生字第三十六号提案,《制定中医登记年限》。4、生字第四十二号提案:《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其中,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基本包括了后三项提案的内容。他在提案中提出了彻底消灭中医的具体措施共六条。会上还议决将上述四项提案合并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委托卫生部施行:

中医界掀起的全国性抗争活动,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也影响着社会安定与政府威信。刚刚统一全国之南京国民政府,不愿意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件而引起社会较大之动荡。故当中医界掀起大规模抗争后,国民党多数政要对西医界利用中央卫生会议废止中医案之举异常不满。处于风头浪尖上的薛笃弼,自知在国民政府中地位的尴尬,急于化解与中医界的冲突,将这场风波尽快平息。故他一再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之意。他向请愿代表当面表态:我当一天部长,决不容许这个提案获得实行。不久,请愿团收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批示:撤消一切禁锢中医法令。

甲.旧医登记限至民国19年(1930年)底止。

这次中医请愿活动之成功,除了中医界团结力争外并造成浩大声势外,显然与国民政府政治派系间的矛盾有一定关联。以谭延闓、于右任、林森、陈果夫等人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元老派,不仅对汪精卫、褚民谊一派反感,而且对冯玉祥、薛笃弼等地方实力派同样反感。中医界利用其矛盾,依靠政府之元老派力量而攻击主张废止中医之汪派、冯派,从而使冯派控制之卫生部屈服。故中西医间的矛盾与论争,不仅从学理层面扩展到文化层面,进而扩展到社会层面,甚至还扩展到政治层面。不仅中西医争论逐渐意识形态化,而且中西医争论开始卷入了政府各政治派系间的矛盾及政治漩涡中。如果说这次中医存废之争开了医药界依傍政治势力互相攻讦之先河的话,那么此后中西医之间的争斗,都具有较为浓厚的政治化色彩,暗含着政治派别互相争斗的内涵。如此一来,中西医间之论争,更难为冷静客观之纯粹学理讨论。

乙.禁止旧学校。

中医界之抗争及请愿活动,迫使中央卫生会议通过之废止中医案取消,中医药重新获得了生存机会和空间。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中医界取得了重大胜利。但实际上,中医之生存危机并没有消除。不仅西医界及政府轻视、歧视、排斥、打击中医的政策并未根本改变,政府及西医界对中医的打压之势亦未根本减弱,而且中医界谋求10多年的将中医学校纳入学校课程体系的努力并未能实现。当中医请愿代表返回上海仅仅一个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便发出布告,通令中医学校一律改称传习所。不久,为西医把持之卫生部亦通令将中医医院改为医室,并禁止中医参用西法西药。故又引发了1929年12月的第二次抗争风潮。中医代表再次赴京请愿。随后,中医药界集会、抗议、请愿、游行、罢市、绝食,为中医药之生存延续而斗争风潮,不绝于耳。

丙.其余如取缔新闻杂志等非科学之宣传品及登记介绍旧医等事由,卫生部尽力相机进行。

余岩为代表的西医废止旧医之最重要理由,乃为中医不合近代科学。在科学主义高扬的时代洪流中,只要中医理论在科学上没有根据,中医理论不能以科学来解释,也就无法得到科学的承认。得不到科学承认的中医,其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便会受到怀疑,中医的生存危机便难以得到根本消除。故此,在围绕中医存废之论争中,中医不合科学之特性已被充分揭示出来,政府及西医界以中医需要改良、中医需要科学化为由,向中医界施加强大压力,迫使中医向科学化迈进。即使是那些不赞同废止中医者,也多主张中医应该改良、整顿、革新,应该科学化。经历了此次生死抗争的中医界不少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中医革新、中医科学化的迫切性。

这就是中医近代史上著名的“废止中医案”。

这样,在这次生存抗争中幸存下来的中医界,为了谋求自身之生存,不得不开始对中医理论进行革新和改良,不得不接受中医科学化主张,自觉地进行中医科学化尝试。同时,西医界在这次论争中尽管未能达到废止旧医之目的,但却迫使中医自身进行改良,并开始走上科学化道路,未尝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胜利。

全国中医药界联合请愿,1929年2月26日,上海《新闻报》首先披露此事。消息传出,全国为之震动。上海市中医协会首先发起召开上海市医药团体联席会议,邀集神州医药总会、中华医药联合会、上海中国医学院、医界春秋社等40余个中医药团体的代表商讨对策(PetitionReport
of National Medical and PharmaceuticalOrganizations Chronicle of Medical
Field,1929,34:48.全国医药团体请愿报告,医界春秋,1929,(34):48)。会上讨论决定,组织上海医药团体联合会以便采取统一行动,议决筹备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定会期为3月17日。1923年8月17日,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假上海商会会场举行开幕式。

中医科学化的实质,就是用近代西方科学方法及科学原则整理中医理论,将中医纳入到近代科学体系中。因中西医学分属两个性质不同之知识体系,用西医方法和近代医学标准促使中医科学化,未必是中医的真正出路。故后人对中医科学化之得失褒贬不一。但在科学主义盛行之年代,中医为了寻求生存与发展,还有另外更好的道路可以选择吗?

为了表示对大会的支持和拥护,上海中医、中药界分别停业半天,药店门前张贴许多醒目的标语,如“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国的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的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等等。会场上悬挂着巨幅对联“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出席大会的有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四川、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15省132个团体的代表共262人。大会还推举陆仲安、随翰英、蔡济平、张梅庵等为主席团成员。请愿问题,议决由执行委员会负责办理。推选谢利恒、随翰英、蒋文芳、陈存仁、张梅庵组成晋京请愿团,张赞臣、岑志良为随行秘书。分别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卫生部、教育部等单位请愿,要求撤销废止中医提案。由于全国中医界的据理力争,迫使南京政府在强大的社会舆论面前作出让步,不得不将废止中医案搁置起来。

然而这没能使南京政府歧视和排挤中医政策性根本变化。1929年12月1日,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第一次临时代表大会如期在上海举行。出席者有17行省及香港、菲律宾等地区233个团体,457位代表会议历时五天,群情激愤,提案有百余项;经大会讨论议决组织请愿团(Recordsof
First Provisional National Congress and Petition. In:Compilation of
Business Record of
national.1931.45~56.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会务汇编,第一次临时代表大会及请愿情形,该会铅印,1931:45~56)。

12月7日,请愿团启程入京请愿,请求撤销阻碍中医药发展的各项政令。全国医药总合于1929年12月领导组织的第二次大规模请愿争取到蒋氏手谕后,各地中医药同业欢欣万分。

三、中央国医馆的成立

中医药界仍未摆脱危机四伏的险境。全国医药总合执委裘吉生、蒋文芳、蔡济平等虑及此情,忧心如焚,认为症结在于当局者对中国医药学内容不甚明了,遂决定具文呈请国府仿国术馆设国医馆。经过多方努力,中央国医馆部冲破重重阻力,终于1931年3月17日宣告成立。国医馆理事会召开全体大会,推选陈立夫为理事长,推举焦易堂为馆长,陈郁、施今墨为副馆长。后陈立夫以政务繁忙迭请辞职,7月21日常务理事会议决定准其所请,由彭养光代理理事长之职。该馆成立之初,即延聘施今墨等学术整理委员,其任务是负责起草、制定中医药学校整理工作计划及中医药学术标准等。

四、中医药抗争运动的历史意义

中医药的抗争运动对近代中国医药界的盲目西化思潮起到了批判作用。从这一点来讲,近代中医抗争运动具有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应当首先认识到,近代中国吸收西方文化完全是被迫的,是与近代中国的严重的民族危机联系在一起的,其前提是帝国主义把持着中国的命脉。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也是对这种历史环境的一种反应。文化运动中,更有人提出要“剿灭”中国文化,废除汉文,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便是这种反应的显例。中医药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中医药界兴起的旨在保存中医药学,反对废止的抗争运动,无疑具有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的意义,并对纠正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误倾向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有效地抵制了帝国主义的医药文化侵略。

近代中医药抗争运动从爆发时起,便己超出了医学学术的范围。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的金融和财政。因此,他们不但在商品竞争方面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都在实质上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代言人。他们也在制定法令、政策时看主子的脸色行事。提倡中医药学显然不利于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医药产品垄断国市场,因而帝国主义国家都拼命扩大各自的势力范围,通过开办医校、医院实施经济和文化侵略。近代中国的中医药从业人员数以十万计,遍及全国各地。中药材和成药的销售额,每年数以亿元计,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医若废,全国中医药从业人员包括中医师、药商、药工、药农便失去生计,政府也失去大笔利税收入。同时,由于国产西药无法满足需要,只能大量依赖进口,增加贸易逆差,给中国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中医药界有识之士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1929年即提出“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所以说,近代中医药抗争运动具有抵御列强对中国经济、文化侵略的深远意义。

综上所述,近代中医抗争运动,无论从保存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反对民族虚无主义方面而言,抑或从抵制帝国主义经济、文化侵略方面而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此可见,中医药学能在近代中国得以生存发展,正是这场历时数十年的抗争运动努力的结果。

探索中医革新之路

一、中医革新思想萌芽

在医学领域形成中西医两种医学体系并存的格局,“医学改良”遂成为当时中国医界最盛行的一种思潮。1904年,周雪樵在上海发起创立医学研究会,并创办《医学报》,旗帜鲜明地主张中国医学改良。陈莲舫、余伯陶等,组织上海医会,主张中医自身整顿以抵制西医侵夺之势。1908年,绍兴中医药界通过组织学会,发行刊物,积极致力于中医学的改良和革新。这几个社团均把改良中国医学作为宗旨。

二、中医学术革新潮流

恽铁樵的改进中医主张

恽氏强调指出,要以中医为主体,吸取科学方法加以整理改进。中、西医学的文化基础不同,体系不同。“西方科学不是学术唯一之途径,东方医学自有立脚点(YunTieqiao.
Discussion on Suggestion to Names of Diseases,In: Collection of Yaoyan
MedicalBooks.恽铁樵:药庵医学丛书。对于统一病名建议书之商榷)”。他强调中医学的主体地位,使其改进中医学的主张避免了废医存药的偏颇取向,他提出的改进中医主张,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对中医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祝味菊论改进中医的程序

第一、二步就是吸取西医生理、解剖及病理等学科之所长,以补中医之不足。药物学方面,祝氏认为既应参考古法,又当采取西医的研究方法使之更臻完备。以上三步完成后,逐步推及方剂学、诊断及治疗学,是为改进中医的第四步(ZhuWeiju.
Discussion on Procedure to Improve TCM. ShenzhouJournal of Medicine and
Meteria
Medica,1924.2(4):8.祝味菊:改进中医程序之商榷,神州医药学报,1924,2(4):8.)。

三、中医科学化运动

“中医科学化”是三十年代初到五十年代初中医界最有影响力的思潮。坚持这一主张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医学家有陆渊雷、施今墨、谭次仲、张赞臣、余无言等。陆渊雷倡导“中医科学化”最力。实际上,陆氏的科学化思想导源于恽铁樵的革新中医思想,不同的是,陆氏更明确地提出以西医学作为参照物,他肯定了中药疗效,主张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医。陆渊雷从改革中医以谋自存的本身出发,由于他以西医学作为价值和真理的评判标准,最后落入否定中医理论的陷阱,其心路历程颇为值得玩味。施今墨早在三十年代就倡导中、西医要互相学习,融汇贯通。他认为中医要革新,不能固步自封:“中医改进方法,舍借用西学之生理、病理以互相佐证,实无他途(Prefacein
Graduation Autograph Album of second Graduating Classin North China
College of
TCM.华北国医学院第二届毕业纪念刊·序言)”。他主张中医科学化,强调要用科学方法阐明中医理论。在临床诊治时,他多用西医病名,参照西医器械检查的结果。施氏认为中医病名繁杂,不利于中医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呼吁中医标准化。

四、中医学术革新运动的历史意义

近代中国医学史的核心问题是中西医的比较与抉择。在为由此引发的生存危机不断进行抗争的同时,中医界内部也围绕这个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激烈的论争,从而形成了绵延数十年的中医学术革新运动。中医界围绕中医学术革新问题,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观点,先后参与论争者逾百家。中医学术革新运动和中医抗争运动相互交织,构成了近代中医史的主要内容。产生中医学术革新运动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近代化。那个年代,“物尽天择,优胜劣败”这个信条倍受推崇,这是中医学术要求革新的内在压力。最先剖析中医自身缺陷并提出革新主张的就是中医人士,正是这种时事的反应。

清末民初中国医界提出的“改良医学”的口号,可视为中医学变迁的总基调。二十年代后,这个口号先后分化为“中医革新”(以恽铁樵为代表)和“中医科学化”(以陆渊雷为代表)两种影响较大的思潮。三十年代中期后,这两种思潮在革新中医学术的方法和结局方圆的分歧日益扩大。四十年代中期,中医学术革新运动虽现出新的特点。更多的年轻中医的参与,对中西医比较也更为客观平正,视野也较为开阔。

中医学术革新运动是近代中医界对社会和历史环境的变化作出的积极反应。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这个运动未能改变近代中医的境遇,也未能产生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成果。但他给中医界带来观念的更新和全局性影响是深刻的。这种致力于发展和完善中医学术的探索,为中医学的发展摄供了方向性依据,因而中医学术革新运动有着很需要积极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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