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时期,我国东南地区出现了一批研究、倡导、宣传并发展二程理学的学者,经过数代师、弟长期艰苦努力,终于在学术上形成了有别于濂、洛、关学的独立学派,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闽学”。在这一学派中,最着名的是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即史称“闽学四贤”。

延平四贤

延平四贤,又称“闽学四贤”,是指两宋时期崛起于福建南剑州道统相继,学术思想一脉相承的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四位理学大儒。“延平四贤”是上传承洛学,下开创闽学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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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从彦一生除在绍兴二年以特赐进士衔,官授广东博罗县主簿4年外,几乎都在求学、讲学中度过。他继承发展程颢、程颐“穷理”学说和杨时“致知必先格物”的“理一分殊”说,创立“静中观理”说,在宋代理学发展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朱熹说:“龟山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多,然潜思力行,任重指极,推仲素一人而已。”在认识论方面他提出“天地之先也,理”,“有理而后有物”。静中观理,尽心知性,思而有道,道为至高之性善,欲立言必先立德。在伦理道德和人物关系方面,注重“仁政”和法治的统一。他在《罗豫章先生集》中写到:“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过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乱天下,不容小过则无全人……朝廷立法不可不严,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严则不足以禁天下之恶,不恕则不足以通天下之情。……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后世荒淫之君所为不善,故君不知民可畏,而知民可虐,民不知君可爱,而知君可怨,是君民为仇也,安得无颠覆之祸?”

​封建社会是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这种社会环境不仅深刻地影响思想家的性格,也深刻地影响到某种学说的命运。罗从彦所谓“圣人之道”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并行不通。到头来,他也不得不感慨系之“颠倒一生浑是梦,寻思百计不如闲。”这个早年不惜变卖田产,裹粮步行千里“笃志求道”的、燃烧着火一般热情的志士,到晚年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筑室罗浮山中,绝意仕进,终日端坐。”。封建社会本身存在的那种激烈对抗的矛盾既会铸造出“严毅清苦,笃志求道”的早年的那种罗从彦,又会铸造出潦倒失意、终日静坐、与民众隔绝、冷漠得可怕的晚年的罗从彦,罗从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他的思想和性格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矛盾的产物。这也多少反映出闽学的二重性:闽学中有一些适应时代需要、能够帮助人们进行历史反思的内容,也有一些对民众冷漠、与民众隔绝的内容。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从罗从彦思想和性格的二重性以及闽学的二重性中去估价罗从彦在闽学发展中的地位。

李侗故里——下岚村

下岚村就位于樟岚村的旁边,一条县道刚好把两个村子给隔开了。据说李侗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下岚村隐居生活研究学术的。现在村子都是一些现代建筑,也找不出李侗以前生活的遗迹了。村旁边正在修建的是李侗公园,不过大殿供奉的却是观世音菩萨和一些佛教人物,看不到有关李侗的一些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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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绍兴六年罗从彦卒,享年64岁。淳祐七年谥文质;明万历四十二年诏赐从祀于孔庙;清康熙四十五年御书“奥学清节”赐赠罗从彦祠堂。

他从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出发去理解、接受和消化洛学,就是说,他把闽学建立在时代需要的基础上。他着重发挥二程提倡的“圣人之道”,建立了早期闽学中以抨击封建政治弊端和维护封建纲常名教为主要内容的政治理论体系。他和杨时、李侗都没有放松对王安石变法的批评和对微、钦两朝的击。正因为这样,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早期闽学具有较强的批判精神。

李侗出生地——樟岚

樟岚村位于南平炉下镇,当地村民热情好客,非常热情的给我介绍一些口口相传下来有关李侗的传说。两位村民带我们到一个据说是李侗故居的地方,但是房子破坏比较严重,已经找不出往日的风采。村民也大多不姓李,据说李氏后人全部搬到延平市区定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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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居旁边的石碑,字迹已经模糊不清。现在被放在一户人家的门前,架在一条小水沟上,当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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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李侗的出生地原来是在村旁边的河道上,但是村改河道的时候,刚好挡住河道了,所以很多历史遗迹在当时被破坏了,现在也不得其踪迹了。李侗故居的前院在原址上建了一栋小平房,据说是当地的宗祠,不过看不出宗祠的样子,里面摆放着一些有关李侗介绍的宣传贴画。屋里有两根七八米长的长石条,据说是以前原址上的过门石。

罗从彦提倡苦学,而且十分强调“心官”的作用。他认为治学必须排除外界干扰,因此,“尝会愿中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时作何气象。”认为“默坐澄心”,“不唯进学有力,亦是养心之要。”如果“心官不肯思”,就会误入歧途,成为“死灰枯木”。这种提法经李侗传到朱熹,得到进一步发展。朱熹认为,读书要做到“三到”,即眼、手、心到,而心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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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侗墓

李侗墓位于下岚村和瓦口村的交界地带,墓前面是正在建设的瓦口洋湿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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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从彦认为人的学识、操行并非与生俱来,更非门弟出身所决定,他曾与学者论道:“德泽不可恃……自古德泽最厚者如尧舜,向使德泽可恃,则尧舜必传其子。”认为:“学者必有正道。不悦于小道而适正道焉,则尧舜人皆可为矣,何不及人之有。”罗从彦这种思想,对朱熹有很大影响。

闽学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二个阶段,首先是由杨时、罗从彦、李侗到朱熹的早期闽学阶段。其次是朱熹及其门人的闽学发展阶段,即闽学的成熟、分化阶段。关于这一点,明代学者欧阳佑曾说“自龟山载道而归也,程师即喜之曰吾道南矣。然成继承匪人,抑何以演其源而扬其波耶?幸有豫章罗先生,受业龟山之门,独得不传之秘。故自有先生之学,一传而为李延平,再传而为朱晦庵,由是海滨邹鲁,于斯盛哉!,不难看出,罗从彦是闽学发展第一阶段的关键人物。他在杨时一千余名学生中“独得不传之秘”。黄宗羲也说,罗从彦在杨时的学生中“最无气焰,而传道卒赖之”“最无气焰”的人成了闽学的奠基人之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比较自觉地反映和体现了时代的要求,从而使闽学更有鲜明的时代特点。罗从彦的主要活动年代在北宋末期和南宋初期。他经历了靖康之难和宋廷南迁的历史巨变。这是一个需要进行历史性反思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重新建立国家意识形态的时代。罗从彦比杨时门下千余名学生高明之处,在于他比较明确地认识了当时的时代特点。史书记载,罗从彦“严毅清苦,笃志求道”。这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锤炼出来的特殊性格。是进行历史反思的需要,也是重新建立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也就是说,他是为回答时代提出的迫切问题而求学问道。
那么,罗从彦在闽学发展过程起得了哪些作用呢?

李侗(1093一1163)南宋学者。字愿中,学者称延平先生。南剑州剑浦人。延平四贤之一,为程颐的二传弟子,年轻时拜杨时、罗从彦为师。李侗认为万物统一于天理,只是天理的变化。提出“理与心一”主张“默坐澄心,体认天理”的认识方法。朱熹曾从游其门,李侗对朱熹十分器重,把贯通的“洛学”传授朱熹。自此朱熹不但承袭二程的“洛学”,并综合了北宋各大家思想,奠定了他一生学说的基础。

罗从彦认为:“君子在朝则天下治,盖君子进则常有乱世之言,使人主多忧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则天下乱,盖小人进则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乐而怠心长,故乱。”因此,”天下之变不起于四方,而起于朝廷,譬如人之伤气则寒暑易浸,木之伤心则风雨易折。”在封建社会,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四贤当中,先师杨时以程门立雪求道被传为千古佳话。而其中成就最大的朱熹则是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学说一直成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理论工具,对后世学者有着巨大的影响。四贤中的李侗虽一生穷困潦倒,但因为朱熹乃出其门下,知道的人也不少。唯有罗从彦,除了在学术界,恐怕就鲜为人知了。

瓦口洋湿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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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从彦对从政看法亦颇有独到之处。认为:“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为本。正直则朝廷无过失,忠厚则天下无嗟怨。一于正直而不忠厚则流入于刻;一于忠厚而不正直则流入于懦。”他认为,儒学一经董仲舒、公孙弘提倡后,钻研经训不是为了“明道”,而是为了进入仕途。反而把个人的生死、职位看得很重,忠义之心却不复存在了。

罗从彦,据《沙县志》载:“字仲素,先世自豫章避地南剑,因家剑浦,后徙沙县。”但据《闽沙罗氏族谱》载,唐元和十五年,罗周文出任沙县尉,居城西罗家巷,成为罗姓迁沙始祖,罗从彦为罗周文的第十二世孙。《沙县志》卷十二载:“先生所居即在洞天岩之麓,至郡寇乱后,罗氏始,废其所游息。”罗从彦闻“杨时得河南程氏学,慨然慕之。及时为萧山令,遂徒步往学焉。”学了几天,“惊汗浃背,曰:不至是几虚过一生矣!”杨时也十分器重罗从彦,认为“惟从彦可与言道”。杨时一生仕途顺利,从知县一直做到龙图阁直学士,晚年隐居龟山,故称龟山先生。罗从彦则一生坎坷,到61岁时方得了个“特科进士”的头衔,到广东惠州博罗县任了个主薄的小官。官满后,回家途中逝于汀州,享年64岁。虽然一百多年后得了“文质”的谥号,然而死时却因儿子敦叙早殁,连灵柩都运不回来,若干年后才由他的学生李侗运回。朱熹对罗从彦评价甚高,认为“龟山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如仲素一人而已。然而,作为闽学发展中的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长期以来,他的言行“多湮没而无闻”。为了弄清闽学的性质和发展过程,不能不重视罗从彦思想的研究。这里,先谈谈罗从彦在闽学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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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皇帝御赐——静中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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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修养论上强调“以主静为宗”。这种修养论由杨时首倡,罗从彦又传授给李侗,李侗“教人大抵令于静中体认大本未发时气象分明,即处事应物自然中节。此乃龟山门下相传诣诀”“以主静为宗”的修养论经过罗从彦的发挥和传授,构成了早期闽学追求“静养”境界的特征。

宋元符三年,罗从彦到将乐含云寺拜见杨时。经杨介绍,他出卖田产作旅费,赴洛阳拜见程颢,请授《易经》。政和元年杨时门下学四书五经。政和二年,杨时任萧山知县,罗从彦从沙县赴萧山学习。政和六年,收南平李侗、婺源朱松为学生。政和七年,赴毗陵杨时门下求学,“受学经年,尽裹其书以归”。重和元年,“筑室罗源山中,绝意仕途”,潜心着述。宣和元年写成《语孟师说》。宣和六年,应学生朱松邀请赴尤溪作《书斋记》。靖康元年着《遵尧录》。南宋建炎二年着《台衡录》。绍兴元年成《中庸说》。还着《诗解》、《春秋解》、《春秋指归》、《论议要语》、《二程龟山语录》等。

在道德观方面,他接受了洛学重道理教化的观点,但是,他针对当时政治腐败的严重状况,着重强调在上位者进行道德修养和严格要求自己的必要性。他和早期闽学的其他代表人物一样,坚决反对民族压迫,积极主张抗金。他为适应民族斗争的需要,大力提倡名节忠义和廉耻等道德风尚,表现了早期闽学较强的民族精神。

罗从彦,字仲素,世称豫章先生,北宋熙宁五年八月十三日生于南平罗源里。

他强-育的重要性,一生虽贫困,家徒四壁,境遇“踽踽复凉冻”,但还是几十年如一日,“坚苦刻厉,笃志求道”,发愤着书。他在罗姓家庭书堂壁上写下这段话:“吾家自0流传以来,一看清白之气不可不培。盖金帛虽多,积之数十年必芨,田宇虽广,遗之数十年亦亡。孰若残书数卷,贻之吾子吾孙,世世可以习读不朽;又孰若灵心一点,传之吾子吾孙,可以受用不尽。登斯堂者,各宜猛省!”罗从彦这种富贵荣华莫若残书数卷的思想对他的门生李侗和三传弟子朱熹影响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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